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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台灣省邮務工會的近两千名台灣籍员工暴發了一場夺取“归班”的游行示威勾當。“归班活動”的斗争方针在于解决规复後本省籍邮電工人所遭到的不服期待遇，请求台灣省當局尽快将本省籍员工全数归入正式體例，实現與外省籍员工的同工同酬。這場“归班活動”成為台灣规复後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大的劳工活動，它的诉求之明白、范围之大和斗争计谋之有用，都阐明了工人组织带動事情的乐成，而其暗地里的带领者主如果来自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1950年，介入“归班活動”的相干职员被捕，同時中共组织體系表露，這場大张旗鼓的工人活動终极以“白色可怕”的“邮電案”噤哑闭幕。
時隔70年後，與這場邮工抗争紧密亲密相干的一份刊物《野草》進入人们的視野1，使咱们得以触摸到规复後台灣邮電工人的糊口模样形状。《野草》是战後台灣第一份由工人本身開辦、投稿并刊行的國语進修刊物，從1948年4月保持至1949年8月，共刊行29期，每期刊行约120份。在短短一年零四個月的時候里，《野草》成為全省邮電工人進修國语、书写实际和交换连合的首要前言。以這份手写刊行的刊物為阵地，邮工们從國文写作练习起头，共同着实际斗争，逐步成长形成為了本身的工人文化实践。规复後，國民党當局在台灣以自上而下的方法鞭策台灣文化重修，目标在于驱除殖民遗留，重塑台灣公众的故國認同。邮電工人及《野草》所策動的工人文化实践，既内涵于這一文化重修的進程中，又開辟出一条全然分歧的門路。它經由過程對“文化”的從新界定與组织，激活了工人的政治自發，同時也在政治糊口的開展中确立了文化实践的内容和向度，深入卷入了國共對立下汗青的大分流與大重组。
《野草》第 1 期
英國马克思主义学者E·P·汤普森将阶层視作一种“汗青征象”2，工人阶层從无到有、從從容到自為的進程是“社會與文化的構成”3。《野草》的工人文化实践再符合不外地表現了汤普森的這一阐述。相较于财產劳工而言，邮電工人不管是劳動强度仍是受教诲水平都处于相對于优胜的职位地方，“归班活動”的同工同酬诉求概况看来也只是經济范围内的斗争，在這場工人文化实践中，阶层主體與阶层意识都不是一起头就得到定名的。但是若是咱们不是将阶层固定為合乎某种尺度的政治經济学范围，而是在社會產生变革的一個時候段里察看人與人的互相瓜葛和思惟與建制的模式4，便會看到在规复早期多重抵牾互相掩藏、滋扰的汗青中，工人若何進修認知自我與社會，夺取团體的庄严。這一活動的機關清楚指向了一种阶层主體气力的呈現。在這個進程中，以國语進修為前言，工人们遍及吸取来自故國大陸的左翼文化與乡土文化資本，并在中共的發蒙教诲下，周全重塑本身的说话性情、举動习气、感情方法與价值观念，從而形成為了总體性的阶层文化。這里的“文化”正如汤普森所界说的，是一种总體的斗争方法（away of struggle）5，它拆解重组社會冲突里各個要素之間的互相瓜葛，從而带動起新的政治气力。
《野草》及邮電工人活動活泼的1948-49年，恰是“二·二八”事務以後台灣汗青迁移转变的關头节点。國民党當局在军事失败與經济解體的颓势中也起头進入台灣内战-暗斗體系體例的構建，而另外一方面，左翼的政治文化气力则陪伴着赤色中國的曙光在台灣喷涌而出。本文将环抱《野草》這份刊物举行研读，察看邮電工人置身于這一剧变時刻，若何介入并改写着战後台灣文化重修的走向，《野草》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法構成為了一种阶层文化实践。
1、國语补习班與工人夜校传统
1945年台灣规复後，邮電業等日营企業收返國有。國民党當局交通部沿用日据期間邮電合辦的旧制，建立了台灣省邮電辦理局，将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全数留用，同時也從上海等地派遣邮電职员赴台從事接管事情。日据時代，邮電行業中的事件性职位和辦理职位一般只由日本人担當，台灣人只能任职信差、话務员等底层劳力岗亭。据1946年的一份台灣邮電業人事统计数据显示，留用的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中，三分之二以上從事通讯事件员和各类佣人等底层职位6。而派遣的外省籍员工则顶替了原明天将来本人盘踞的事件官等职位。這类省籍之間的品级不同，本是源于日本人殖民统治下不服等的辦理布局，但是國民党當局却将其归因于台籍员工國语能力的短缺，在规复後借此進一步巩固了职工内部的品级秩序，加之“留用”两字的帽子，使得台籍员工一向处于被轻視的职位地方。
那時被委派至台灣加入邮電接管辦理事情的外省籍员工中，有若干名是受中共华东局带领的地下党员，他们的使命是到台灣筹辦建立邮務工會，组织工人活動。以邮工之間這类省籍轻視的抵牾為契機，陸象贤等人乐成组建了台灣省邮務工會，并得到了台籍邮工的遍及支撑7。因為台灣省行政主座公署划定，只有已建立天下性工會的行業才能在台灣建立省级工會8，是以台灣省邮務工會成了台灣最重要的工會气力，散布最廣、會员至多，為厥後台灣“省工委”創建全島性的邮電事情委员會奠基了首要的组织根本9。
在台灣如许一個缺少工运传统的地域，邮務工會何故能快速阐扬感化，現实上與時任邮務工會理事长的地下党员陸象贤有着密不成分的瓜葛。陸象贤于1936年進入上海邮政局當邮務员，遭到同在邮局事情的唐弢的影响，加入职工念书會，浏览了鲁迅、高尔基、法捷耶夫等左翼文学册本10。在唐弢的帮忙下，陸象贤一邊颁發文学作品，一邊介入工人文化斗争，成為邮政工人活動的踊跃份子11。尔後他還在上海邮局的邮工补习黉舍、上海华联同乐會的夜校等當過老师12。陸象贤到台灣组织起邮務工會後，随即建立了邮工补习黉舍并担當校长。据陸象贤所述，邮務工會里現实上存在两個工會，“一個是國民党直接节制的工會；一個是共產党直接带领的隐藏在台灣省邮電工人补习黉舍内的工會，對邮工举行過细的政治思惟發蒙教诲，用各类方法组织学员学文化，学理论，学阶层斗争，成长前進气力，培育出一批共產党员。”13國语补习班就是在邮工补习黉舍中阐扬了首要感化的一個文化發蒙與政治發蒙集团，其两名女老师计梅真和钱静芝也是中共华东局遴派的地下党员，和陸象贤雷同，她们赴台前均有過從事工人文化教诲與工运斗争的履历。钱静芝曾在上海的三和里女工夜校担當老师，這個夜校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下設機構，在上海“孤島”時代成了一個连合前進人士的首要阵地14。而计梅真自己即為上海日資纱廠女工，同時也是工人夜校的老师，在女工中有着很高的威望15。
1930年月中後期，中共的都會歇工活動颠末了惨烈的失败後被迫转入地下，從纯真寄托“红色工會”变化為操纵工人夜校、布衣黉舍等正當性機構举行文化教诲的工运组织情势，經由過程差遣大量地下党员担當老师，對工人举行识字教诲、卫生教诲、政治發蒙等，渐進至展開劳工斗争。比方那時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本来為教會的女性教诲集团，中共便當用這個不為國民党所干與的宗教集团對底层女工举行教诲與连合，培育工运主干气力。环抱着工人夜校的一系列工人教诲勾當，構成為了中共组织工人活動的關键，其感化不亚于工會16。特别是在女工带動方面，工人夜校常常因其细腻機動的教诲方法更有益于女老师與女工之間的交换。早在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了无產阶层在革射中的带领职位地方之际，已注重到了工人阶层的强大必需與农夫、青年、主妇等各类革命气力相连系。此中關于主妇活動的决定就指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山东等女工集中的地域，布衣女校或女工俱乐部可以成為深刻女工大众的“入手法子”17。
计梅真和钱静芝在上海女工夜校事情的丰硕履历，使她们到台灣後较為顺遂地得到了邮電工人们的相信。那時加入國语补习班的邮工多為女性，她们在日本殖民教诲的影响下，习气于轻声细语，规行矩步，與外省女性在言谈举止上存在着很大差别，更不消说對付革命活動的目生。為了與本省籍女工尽快交融，计梅真试着扭转着衣气概，跟台灣主妇同样去烫發，谛听女工们的家庭杂事，帮忙她们解决糊口上的坚苦。一名名叫许金玉的女工回想，计梅真察看到她比力害臊内向，便找其领會家道，鼓動勉励她将仁慈的怜悯心转化成為公共的不幸抗争。這些点滴交换和计梅真朴实暖和的言行，终极扭转了许金玉對外省人的抗拒，帮忙她打破自我封锁的小世界，快速發展為工會的主干份子，在“归班活動”中英勇抗议示威18。除平常讲授，计梅真和钱静芝還會组织女工们旁观《三女性》（1947年）等前進片子，教她们合唱抗日救亡歌曲，贯注社會主义女性观，從而逐步降服生理與举動上的卑怯。
规复早期台北邮局，國语补习班曾在厥後院木造會堂内上课
可以说，恰是由于有了1930-40年月工人夜校的组织模式與斗争履历，台灣省邮務工會的這個國语补习班才能纯熟地展開體系而有针對性的教诲带動事情。只有放在如许一其中共工运传统的脉络中，才能理解國语补习班所具备的文化实践意义。國语补习班及其暗地里的工人夜校传统，其实不仅仅是传授给工人@常%RW5a6%识或技%Hy54p%術@，而是将常识教诲、举動涵養與政治發蒙领悟在一块儿，全方位地重修工人的糊口方法。這也是為什麼女工教诲構成為了一個很好的切入点，由于在女性身上所负载的性别、民族、阶层的榨取，最深入地浸透于她们的举動教化與平常糊口中。规复早期中共中心在對台灣的事情批示中就提出，在斗争计谋上必需斟酌“若何應用正當斗争来冲破正當观念”19，所谓的“正當观念”即包括了那些由风俗、知识、品德等形塑的旧的糊口方法與社會瓜葛，而在那時的台灣，“國语”无疑構成為了這类观念争取的剧烈場域。
2、“履历-感情-涵養”：新文化主體的天生
规复早期，台大传授吴守礼曾将那時台灣的说话意识分為老、中、少三层，老年层一般只會讲台灣话；中年层“多数能操日本话，看日本书写日文”，有的更是彻底用日语思惟；少年层不单會说日语，并且“有的的确不會说台灣话”，是“最难离開日本语的一层”20。邮電工人中，1920年月摆布诞生的年青人占了至關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属于吴守礼所谓的中年级层，但因為受教诲水平低，仅上過公黉舍（至關于小学），虽能识文断字，却离構成日语思惟還相去甚远，重要的糊口说话仍是闽南语。虽然國民党當局在接收台灣以後鼎力推廣國语進修活動，可是邮電工人们一起头對学國语其实不踊跃。1946年9月邮務工會開設國语补习班時，加入的人数其实不多。很多本省邮工因國民党施政卑劣而排挤外省人，“由于大师對外省人已有偏見了，以是都認為這两個新来的外省教员大要也教不出甚麼好工具吧”21。邮電體系内部的省籍轻視也因國语问题而凸显，交通部以本省籍邮工國语能力不足為由，试圖經由過程國语测验對留用职员再做挑選归班，激發了台籍邮工强烈的不满。
台灣“國语”從战前的“日本话”一夕之間改成“中國话”，國语教诲不但仅是文化普及的问题，更是一場對台灣公众精力、思惟、糊口甚至政治举行周全革新的活動。在那時國民當局的接督工作规划中，國语普及教诲属于战後“生理扶植”的施政焦点22，“说國语，通國文，懂國史”被認為是培育台灣人民族精力的首要路子。但在详细施行進程中，國语常常被抽象為意识形态與行政权利，落空了说话的平常性與糊口性。“说國语”既是高屋建瓴，“通國文”就更难以企及了。及至1948年，杨逵等台籍作家在谈及台灣文学的说话问题時，仍對付若何用國语举行創作感触坚苦，他们的行文中亦常稠浊台灣话文、日文等字词與文法23。常识份子的國文写作程度尚且如斯，遑论普罗公共。那時编写给一般公众進修國语的社會读物不少都是采纳中日文比照的情势，台灣东华书局、东方出书社等出书機構也编译了大量中國現代文学的中日文比照读本。但對付一般公众而言，這类以日语為中介的國语進修法子仅能在语法字词层面阐扬感化，并无解决若何經由過程写作脸色达意的问题。@何%64WB6%况大大%766L1%都@公众的日语程度也远未到达構成日语思惟的水平，要經由過程日文理解現代口语文学的要义，难免有些刻舟求剑24。
规复早期國语活動的推廣當然起到了促成故國認同的感化，但若何使其顺應于台灣特别的社會情况，使國语真正成為台灣公众的糊口说话，并无遭到充实器重。一味夸大國语的权势巨子性，反而致使本省人特别是中下阶级公众，难以體認到作為國民一份子的同等與庄严。對此，知晓闽南语的外省籍戏剧家陈大禹就曾指出：
如今台灣人因语文的变化，對付故國语文正如白纸同样要從报刊接管，進修，他们的浏览，不但是海内侧重于内容的理解，同時他们還要現实援用到糊口必要中醫治療口臭,表达的平常语文上去，以是，如今台灣的文作，由于這类必要，咱们應夸大這类特别性，使能适合于這特别的必要。25
國语活動的主导者们常常将方言或日语的影响視作最大停滞，却轻忽了國语的普及與國民精力的形塑，更關头的其其实于扶植“糊口必要表达的平常语文”。《野草》的開辦便是将國文写作與说话常识的進修并举，在写作中提高國语能力，其实是從新界说了國语活動的路径。1948年《野草》創刊時，邮工学员们的國语程度大致只有初中级，從其写作内容来看，在字词和语法等根本说话常识上仍有较大缺点，但國语补习班的讲授已将重心放在國文浏览與写作的练习上，存眷的是應用國语思虑與表达的能力，使其成為邮工们平常交换的“活说话”。《野草》的自我定位如其刊名所示：
细小的野草之存在，常常為人轻忽，但是它的生命力简直是很大的，……咱们同窗眇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们注重。但咱们愿意進修野草的那股韧性，透過一切坚苦發展在地面上。26
“野草”之细小，既是指本省籍邮工职位地方的卑贱，也坦承因國语程度的粗浅，“谈文艺简直是够不上這個水准”。但是《野草》意不在展現邮工写作程度的熟练與否，而是夸大“只如果本身写的，都好”27，鼓動勉励邮工從平常情形、身旁小事、切身履历着手，自由表达小我定見。這类夷易暖和而不失主體诉求的立場，使邮工從失语的位置解放出来，起头摸索自我表达的说话情势。
如前所述，國语补习班固然是中共地下党在台灣邮電體系成长工运的一种组织方法，但它又是暗藏于邮務工會中、得到國民党當局承認的正當组织。是以，國语進修和國文写作承當起了最重要的政治發蒙事情。工人写作曾在1930年月的中國左翼活動中構成過一次小飞腾。那時在“左联”的文化斗争中，工农通讯活動作為公共文艺創作的重要内容，曾被認為是实現“无產阶层文学”的“独一路子”28。一批左翼文化事情者踊跃進驻工人社區，成长工人通讯员，带動他们收集劳工斗争的動静素材并写成陈述文学。工农通讯写作可以说是1930年月左翼文学迈向公共化实践的测验考试。但是虽然“左联”一向器重與工人作者、工人读者的接洽，但因為遭到中共都會武装暴乱线路的影响，工农通讯写作常常被直接地與政治斗争保持在一块儿，對写作主體的培育和對工农文学的扶植等问题几近都没有举行深刻的思虑，乃至尚未彻底解脱“文艺组织糊口论”的遗毒29。
《野草》担當了這一左翼文化传统，并缔造了新的工人写作实践。限于那時的政治情况，《野草》并无正面亮出阶层斗争的阐述，而是聚焦于写作的练习，夸大写作與工人主體意识之間的保持。當時正值“二·二八”事務以後，省籍抵牾渐有被误認與放大的趋向，而國语自己所承载的國族認同也已然充满裂隙。面临“二·二八”以後话语纷杂的乱象，《野草》發開工人们從本身的履历写起，用意并不是倡导履历主义的感性認知，而是用“包括着全数汗青過程”的“履历”（experience）30去废除意识形态成見的束厄局促，唤起邮工自立察看社會的踊跃性。
從《野草》所刊發的工人习作来看，书写的履历涵盖了他们的事情履历、家庭糊口、文化文娱和随想片段等等。經由過程履历的發掘收拾，工人们從新熟悉本身的糊口與所处的社會，思虑着汗青的持续與断裂。此中很多作品還能以小見大，在履历與履历之間举行转化、接洽，引向對社會问题的批评。如一篇题為《台风與涨风》的作品，從“台风”這一司空見惯的天然征象動身，遐想到规复後物价飞涨所致使的社會發急，形象而布满嘲讽。文末更是發出连声诘责：
為甚麼咱们的薪津却不會因物价的刺激而hoya,上涨呢？不大白！不大白！其实不大白！31
邮工们的写作固然稚嫩，但在感情表达上却诚挚强烈。在一篇题為《作文引导：文章怎麼写成的》文章里，作者就指出写作是源于心中不能不發的“感情”，“看不惯！受不了！太欢快！太痛楚！”，這些自觉的感情保持着糊口中“認识的事”，供给了丰硕的写作素材：
你的邻人受不了糊口的榨取，死了。你黉舍内的师长教师不兴，同窗们请求换一個，闹起来，给黉舍里開除几個学生……另有，总之，在糊口着的人天天天天在制造题材，使你写也写不完。34
進而從這些素材中挑撰出具备社會心义的“题材”：
先想想：這件故事讲出来有人听吗？大大都人要听呢？少数人要听？
表示出這世界的暗中的磨难的，咱们写。
對付人们的糊口上没有瓜葛而无關痛痒的，咱们不欢快浪费劲心！35
從小我的悲喜苦乐到“大大都人”的感情共识，写作既安身于個别的履历，同時又應最大化地实現配合體的相通，激起阶层的配合感情。這也是中共革命所长于的感情政治，經由過程晋升公共的愤慨、冤仇、热忱等情感气力，带動他们“衷心肠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传染感動的公理奇迹中去”36。《饭碗》《發薪谈吃》《物价上涨》《做牛拖的咱们》《賣红豆冰的咱们》……這些习作應用富有台灣特点的说话和形象，书写着工人们的劳苦、饥饿、挣扎。工人们因身份低微而落空的庄严感，在一次次的“抱怨”中逐步以“咱们”简直認而從新得到。
1948年10月规复三周年怀念時，《野草》以征文的情势采集了邮工们的规复所感。這些文章表示出很是明白的社會批评性，感情的表达也更加集中、斗胆。一首题為《规复》的诗歌，以拟人化的伎俩抒發了“咱们”在规复後的感情变化。開初，规复像“台风同样剧烈/睡着的，死灭的/被你唤得新生過来”，但是笔锋一转，“你来得又像疫疠同样的泼辣/你来了，一切都变了色彩”，“但愿空想死在你的手上，麻烦饥饿来自你的萍踪，规复！规复！你带来一阵空虚的狂欢與但愿，如今又把咱们抛到苦闷的深渊里去了”37。喜悦、但愿、坚毅、痛楚、阴郁、空虚、苦闷，快速的感情转换與灼热的感情强度塑造出了一個丰满而清楚的主體形象，乃至很有几分郭沫若笔下《女神》的主观精力风格。
經由過程平常履历的再現和感情共识的催化，邮工们作為“刻苦的人”逐步得到了主體的庄严感。這类庄严感不但包括了對付糊口权力與事情权力的保卫，也请求着解脱身份的辱没，在期間的变局中夺取主體從内到外真实的解放。有工人如斯描写《野草》给本身带来的感情安慰：
當我郁闷不胜的時辰，我便执笔写些内心话寄出對它抱怨，它依然一点都不装潢，不害臊，公道、诚挚的代我颁發，以慰我的苦闷，归正還鼓励我呢！
…………
固然它的理论范畴只不外咱们平常糊口的會商，但是我信赖它的公道、真挚、暖和。38
這里所说的“公道”，恰是因写作的坦诚诚挚而实現的同等交换，它付與每位邮工以表达的权力，使说话、写作剥除附着其上的文化优胜感與封锁性，转而成為邮工们抗争的兵器。
因為國语补习班的学员多為年青人，《野草》的内容也是以出格针對青年举行了编排。《野草》經常转载一些大陸杂志上的文章，此中最重要的来历就是開明书店的《中学生》《開明少年》等青少年读物。開明书店本就是國统區具备左翼色采的书店，1946年由周索非在台開設分店，重要贩賣各类國语课本和國语读本，《中学生》和《開明少年》也随之進入台灣的浏览市場。這两份刊物以浅近活跃的情势先容新常识、新思惟，切近青少年生理，在同等的對话中引领青少年建立准确的价值观。《野草》不管是在语文教诲仍是思惟扶植上，都较着進修了這两份刊物的气概與内容。如《野草》举行的第一次征文勾當“忘不了的事”，就是直接沿用了《開明少年》的征文标题。《野草》上独一举行连载先容的中國現代作家巴金39，也是開明书店最首要的作者之一，其與周索非早年同為无當局主义者，友谊深挚。《野草》固然致力于國文写作练习，但实在并没有太多直接先容中國新文学的内容，而是将其融入對“新青年”思惟观念與文化风致的提倡。它對巴金文学思惟的引介，也许與1947年夏巴金访台的影响有關，但更重要仍是垂青了巴金對付“五四”後青年一代醒觉與叛逆的书写。
《野草》屡次谈及青年的涵養问题，夸大“涵養”指的是“求取常识、熬炼能力、讲求糊口的意义跟实践，而其实不是所谓圣贤的涵養”40。《野草》曾從《中学生》转载了一篇《與青年谈小事》，從一言一行的末节谈起，提示青年在投身于波涛壮阔的斗争之時，也不该轻忽本身涵養的提高，要做到立場和平、处事殷勤、律己要严、進修要廣41。這些请求并不是抽象的品德律令，而是落实到了青年邮工们的平常糊口中。战後西方的公共文化起头风行于台灣，一些青年邮工热中于跳情谊舞，乃至為此產生過男女胶葛。對此，钱静芝没有一味贬斥情谊舞勾當，而是就西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龃龉的地方举行阐發，奉告邮工们将来的中國社會應當摸索出本身的文化，使他们意想到，哪怕是休闲文娱也能决议一小我的出路42。在钱静芝的启發下，邮工们扭转了本身的業余乐趣，踊跃加入爬山、远足、打球、合唱、念书等团體勾當，在提高本身涵養的同時也接触到了更廣漠的文化糊口。“安身脚根好好活下来”，若是情况不允许踊跃的勾當，最少在消极方面要“不加入為祸社會的害群之马”43，這是《野草》编纂部對青年读者提出的指望，以當真的立場求糊口，解脱刻苦者的自哀自怜。在工人阶层意识還没有成熟、缺少组织糊口的环境下，自律所唤起的责任感，使工人们自發熟悉到了本身與别人、與社會的慎密联系關系。
這一涵養辅导的实践，实在也脱胎自共產党员對付“党性”的熬炼，将革新社會與革新本身并重，强调节韓劇dvd專賣店,论、实践、美德三者的一體性。在國语补习班的课業之余，计梅真就曾引导一些较為前進的学员浏览刘少奇的《论共產党员的涵養》，一名学员回想说：“我對《论共產党员的涵養》這一书，就像一本宝典，每天读，每天思虑，每天查验本身”44。青年涵養與党员涵養之間的隐蔽联络，使涵養问题同時在平常糊口與社會政治两個维度開展，一如共產党员必需“在泛博大众革命斗争中来熬炼、成长與巩固本身”45，青年人的涵養也必需“在公共中進修公共中發展”46。從“履历”到“感情”，進而晋升至“涵養”的主體重塑進程，同時也是一個政治意识再造的進程。國语补习班的工人教诲，以说话的练习為焦点，形成為了一套有機的文化实践系统。它带来的是工人们活着界熟悉层面的转换，經由過程将工人的發展纳入社會的整體变化中，開导他们在规复後區隔破裂的社會中從新去思虑一個“完备的人”應當是甚麼样，也從新去想象一個整全性的政治圖景——“中國”應當是甚麼样。
3、劳動者的新中國與“人民文艺”
若是说《野草》在出生之初還因“二·二八”事務的余波而保持着较為谨严低调的面孔，那末跟着國共内战場面地步的成长，它的阶层带動计谋與左翼文化偏向愈来愈显山露珠。對付這些邮電工人而言，思惟發蒙的坚苦不在于使其熟悉國民党政权的败北无能，而在于若何领會激变中的大陸情势，從而将本阶层的运气與一個更泛博的中國的运气接洽在一块儿。在课上，计梅真和钱静芝率领工人们读鲁迅、高尔基；在课後，她们機密先容一些大陸的左翼读物给学员，包含《新民主主义论》《怎麼做一個共產党员》《公共哲学》《大众》杂志等。這些来自中共态度的左翼理论與時势阐發，给邮工们带来了全新的社會察看視线。1948-49年，在中共進入计谋反扑場面地步的鼓動下，台灣省工委也進入了一個急速扩大的阶段，更加自動地開展了“大众线路”的政治带動與文化鼓吹，加鼎力度吸取新党员47。這一激進化的事情计谋，无疑请求着更加明白直接的政治發蒙教诲，而新的汗青主體想象，也在囊括天下的大众斗争中呼之欲出。
在這一進程中，“归班活動”構成為了一個组织事情的焦点，工人们的文化实践环抱着這一活動周全開展，在斗争中逐步構成新的阶层熟悉與社會阐發視线。若何熟悉归班问题的性子，起首必要指导邮工從新理解劳動的意义與价值。因為持久处于被殖民、被轻視的社會底层，邮工们大多只是将事情視為“饭碗”、“生计”。《野草》上工人写作的最重要题材，也是书写事情中的不服期待遇和餬口的辛苦。一名邮工曾写了一篇题為《黄包車夫》的文章，描写了本身在规复早期拉黄包車补助生计的事情履历。计梅真将這篇习作拿到讲堂上會商，并连系杨逵的《送报夫》過细讲授了写作若何源自糊口的真实履历，同時又必要創建在深刻完全的查询拜访阐發之上：
将查询拜访（察看）所得加以“披沙拣金”，“披沙拣金”，由一般到特别，“由表及里”地阐發和综合，從中把握事物的本色和纪律，以决议符合現实事情的目标，或拟订写作的详细规划或纲领。48
這些内容明显是来自毛泽东關于查询拜访钻研的思惟，從熟悉论的角度引导邮工将写作转化為实践，在写作中熟悉“一般”，把握廣泛性纪律。在這一熟悉论的引导下，工人们再也不止于怨叹“饭碗”的卑下，而是由此领會了劳動的社會属性，熟悉到劳動的神圣名誉，“每一個社會成员都要诚笃地，各展其长地去劳動；如许，社會才會前進、成长！”49為了呼應“归班活動”的推動，《野草》對劳動的意义、劳動者的权力與义務等问题组织了持续的會商。這些會商從事情與人生的瓜葛入手，夸大了事情是每小我對社會應尽的义務，而不但仅是為了小我的保存，由于“社會的造成是人與人相互结合起来，不克不及一小我独存的”50。
《野草》庆贺“五一”节特辑
1949年5月，《野草》组织了一期“五一”节特辑，此中有對“五一”节来源的述略，有對战後日本劳工活動的先容，另有對1949年世界各地怀念“五一”的消息报导。此時已經是國共协议决裂，海内政权行将“翻天覆地”的决斗前夜，而邮電工人的归班斗争也取患了成功，工人们的主體意识與阶层認同空前飞腾。這期专辑的内容编排，正如《论共產党员的涵養》中對付无產阶层的描写那样，“踊跃關切本身阶层及世界全部劳動听民的痛楚與坚苦的际遇，關切每個处所劳動者的解放斗争及其成功與失败的動静，認為非论哪個劳動者的成功與失败，便是他们本身的成功與失败，而暗示极大的怜悯心與联带瓜葛。”51新的斗争情势催生了新的斗争視线，工人们跳出小我、省籍的局限，開端創建起了一個廣泛性的阶层想象。
在一篇多是出自编纂部之手的《怎麼怀念劳動节》的文章中，作者刚强地宣示了台灣邮工與中國全部劳工所配合面對的阶层运气，号令需要“冲破一切本外省同道中的隔阂”，創建劳工本身的“连合力”。文章明白指出了“邮工活動和一切劳工活動同样是民主活動的一环”，只有泛博劳動听民得到公道的解放，“咱们國度才能步入光亮之途”52。也恰是由于有了“中國全部劳工”的視线，本来固着于省籍對峙的邮工们，起头從“國民”的角度去思虑本身的权力與责任，将本身的运气系于國度的运气中：
咱们深深地领會咱们的國度也在磨难中，國度的磨难不克不及解决，咱们痛楚也不克不及解决。53
咱们是有但愿的，咱们是中國人，咱们有权利夺取公道的待遇。54
這类新的“中國人”意识，再也不是國民党當局的國族文化教诲下空洞的國民全部，而是由劳工、新女性、台灣人、受榨取者等多重政治身份的自發所组织形構、在斗争中創建起来的人民公共的認同。邮工们由此理解了國共内战所包括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還熟悉到中國的社會動荡实在也是美帝國主义干涉干與的產品，而台灣不成防止地正内卷于這一战後新的霸权秩序中55。《野草》颁發了文章《否决台灣由國际托管，否决“台灣自力”的诡计》，批判那時在日本的“台灣自力活動”暗地里，实在存在着繁杂的國际瓜葛。作者将台灣與中國大陸置于一個配合體中，以台灣反观大陸，指出若是台灣對近况不满想要离開故國，“那末@海%4Awv4%内對近%13723%况@不满的人民要到哪里去呢？”56
“乡土艺術团”公演“风土舞”素描，刊于1949年7月27日《公论报》
從“台灣人”到“人民”的政治身份意识的变化，不但带来了全新的汗青熟悉论，也使邮工们憬悟了本身與泛博的人民同样，應當做為新期間的新主體，“熟悉新事物，新期間，而随着它去前進”57。對付新文化的巴望，對付新主體的自傲，促使工人们從文化的接管者發展為文化的缔造者。1948年中共進入反扑阶段後，解放區的“人民文艺”已囊括天下，反應“新人物、新豪情、新六合”，表示新中國光亮抱负的公共文艺活動如火如荼58。在這股新文艺海潮的打击下，“包含台灣在内的中國东南地域，都暴發了方言文学活動、民歌民谣民剧活動、木刻版画活動”59。由外省籍常识份子引進的左翼公共文化在台灣渐成态势，經由過程民間情势和乡土文化資本的启用，以人民公共為主體的新文艺形态在台灣吸引了常识份子和工农公共的踊跃介入，成為台灣民主化斗争的一股首要气力。可是颠末了四·六事務國民党當局的大拘系以後，左翼公共文化受到周全扑杀，在這类环境下，1949年4月，由中共地下党筹建，經台北市當局批准的戏剧集团“乡土艺術团”建立，采纳正當公然的社會表演情势继续鞭策公共文艺的传布。“乡土艺術团”的成员既包含了本省籍左翼常识份子、大学生等文化人，也涵盖了各行各業的平凡人员，邮電补习黉舍的邮工们也是重要介入者。這些来自社會分歧阶级的人们在郭琇琮等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操纵業余時候改進“歌仔戏”等民間曲艺，以人民文艺的情势和气概使本省文化传统從新表态。
“乡土艺術团”的勾當代表了规复後公共文艺实践的岑岭，同時也是那時中國工运、学运會聚串连的產品，它将常识份子與劳工公共调集在一块儿，配合缔造了一种生擅长台灣文化泥土中的新的中國文艺。為了共同“归班活動”，國语补习班就曾借调改编了《怪僻歌》《义勇军举行曲》等斗争歌曲，由学员们团體作词团體演唱，用歌声表达诉乞降刻意60。“乡土艺術团”更是通過量种艺術情势的摸索，打開了公共文艺的想象力和新风采。在台北中山堂举辦的第一次公演中，邮電工人们演出了“阿美族跳舞”、“风土舞”等节目，加入了民歌合唱《六月田水》《水社行進曲》《賣豆花》等，遭到观众的强烈热闹接待。邮工们還参演了改進歌仔戏《白蛇传》61。這出戏交融了台语歌谣與新式戏剧、西洋乐器與中國传统乐器融合并用，表演情势深受日据時代台灣新剧传统影响62，也鉴戒了《白毛女》等解放區新歌剧的艺術缔造63，在演唱時编排進跳舞動作，缔造出了台灣的新型歌剧。
那時《野草》對此次表演举行了报道，指出民間戏曲、民谣、民間跳舞等乡土文化的苏醒，改变了日本殖民统治以来的文化秩序，展示出台灣本土文化的性情與公众的审美意見意义：
這可能使乡民再度熟悉其糊口的美点，使都會人领會种田出產是辛劳的，但乐也在此中，美也在此中，艺術和糊口连系在一块儿，和出產结合在一块儿，這才是真的艺術……64
這里從出產劳動的角度從新界说美和艺術，在必定乡土文化的根本上更進一步會商了劳動者的审美需求，无疑包括了明白的阶层意涵。劳動美的展演，冲破了行業與族群之間的隔膜，邮工们参加了原居民的跳舞步队，常识份子们编演着俚俗的歌仔戏。這类文化上的大汇流，呼應着那時社會上如火如荼的歇工、怠工活動、学生活動與原居民抵挡活動，形成為了互相声援、连合的大众性文化-政治斗争。正如省工委果事情陈述中所描写的，“台灣人民已由二二八变乱後的低沉情感逐步变化為踊跃的生气的情感了”65。從《野草》的這篇报道里，咱们也看到了多种审美體验的相互叠映，“素朴”、“妩媚”、“热忱”、“肃静”、“雄浑”……“二·二八”先後的那种辱没郁卒一網打尽，取而代之以人民缔造力的開释及其所叫醒的全新的感情世界。
虽然《野草》存在的時候只有短短一年多，這类工人文化实践在政治扑杀中也没法構成更深廣的阶层活動，但它使咱们看到了阶层文化若何天生演進，若何成為撬動规复後文化邦畿的一個首要支点。從“二·二八”以後到1949年國共大决斗，政治經济抵牾锋利化的同時也迫使阶层履历起头以总體性的方法显現。工人们履历、感情、糊口、劳動和他们所置身的社會瓜葛，既構成為了他们思虑阶层與民族运气的動身点，也生發出新的社會阐發視线與新的文化想象。《野草》固然弱小，却打破了國语進修的模式及其所制造的區隔，使工人们夺回说话的权利。它活泼清晰地阐明了，文化如安在延续的斗争实践中缔造了新的价值观念與意义系统，并终极组织起了工人阶层的配合體意识。而這类新的文化实践從大陸到台灣，從担當到相互激荡，形成為了中國工人活動贵重的汗青传统。
1 微創植牙,昔時介入《野草》编纂的邮電工人刘建修因“邮電案”被捕，但偷偷保留了完备的《野草》原刊，交由台灣地域政治受难人合作會（简称“合作會”）收拾保留。2019年3月，“合作會”在台灣举行了“激進1949：台灣邮電工人與他们的刊物《野草》”圖文展，初次向外界先容《野草》這一史料。
2 [英] E·P·汤普森：《英國工人阶层的構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书社，2001年，第3页。
3 同上，第4页。
4 同上，第3页。
5 E·P ·T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I）, New Left Review, 1961,No.9, pp.32-33.
6交通部台灣邮電辦理局：《三十五年度事情总陈述》，1947年5月，第129页。。
7 陸象贤：《台灣规复後邮政工运的展開》，上海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员會编：《上海文史資料存稿汇编》第2辑，上海古籍出书社，2001年，第55-58页。
8 那時國统區只有两個天下性财產工會，一個是中华船员总工會，一個是天下邮務总工會，是以在台灣省邮務工會建立之前，全省只有基隆、高雄两個口岸有船员工會，其他处所都没有工會组织。拜見陸象贤：《上海邮工加入台灣邮工活動》，中共上海市邮電辦理局委员會：《解放战役時代邮政职工活動史》，中共党史出书社，1993年，第171页。
9 台灣省事情委员會，简称“省工委”，建立于1946年先後，是受中共上海华东局带领的台灣地下党组织，下設“全島”與“地域”两种类型的事情委员會。至1949年時，省工委設有全島性组织邮電、山地、学生三個事情委员會。
10 陸象贤：《唐弢和工人活動》，中國社會科学院文学钻研所编：《唐弢怀念集》，社會科学文献出书社，1993年，第514页。
11 1940年毛泽东颁發《新民主主义论》後，陸象贤等人在党组织的批示下，與人合写了普通读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與实践》，用以向工人鼓吹新民主主义理论。别的，還翻译了斯大林的《论中國革命问题》《共產國际關于中國革命的决定案》等，编成《中國革命问题》一书；1941年写作出书《新中國經济地舆教程》，鼓吹新民主主义經济思惟。見陸象贤：《文坛、工运两适宜》，收入韦泱编著：《人與书渐已老》，上海远东出书，2009年。
12 陸象贤：《上海邮工加入台灣邮工活動》，第173页。
13 陸象贤：《台灣规复後邮政工运的展開》，第62页。
14 陸象贤编：《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新阳印刷奇迹有限公司（自印），2002年，第94页。
15 黄宏基：《劳工的知心人——计梅真事略》，《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第4页。
16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見上海工运干部刘长胜等人時對上海的工人夜校履历暗示了赞美，批示“辦妥一個工人夜校就即是辦妥一個工會”，拜見《中國共產党杨浦（沪东）史1921-1949》，上海人民出书社，2011年，第183页。新华月报資料室编：《泪雨集（甲编）》，糊口·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77页。
17 《對付主妇活動之决定案》，《中共中心文件選编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心党校出书社，1994年，第373页。
18 關于许金玉的平生可参看蓝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结合文学出书社，2001年。
19 拜見中共中心订定之《對台灣事情的批示之一》，“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構造228-E，宗号3-（16）。
20 吴守礼：《台灣人的说话意识侧面观》，《台灣复活报》“國语”副刊，1946年5月21日。
21 蓝博洲：《台灣好女人》，第217页。
22 《民國三十五年度事情方法——三十四年大年节播送》，《陈主座治台谈吐集》第一辑，台灣省行政主座公署鼓吹委员會，1946年，第45页。
23 杨逵等：《關于若何創建台灣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會总陈述》，陈映真、曾健民编：《1947-1949台灣文学论议集》，台北：人世出书社，2003年，第59-70页。
24 台灣闻名左翼活動家林书扬曾指出，日据時代即便如张文环、吴污流等台籍文人的日语程度也只及中学水平，远未到达“使日文暗地里的文化系统阐扬感化，影响到观念和思虑法子”的地步。見林书扬：《受压抑者的伦理倒错——评谢里法氏的“汗青盲点”论》，《林书扬文集》（二），台北：人世出书社，2010年，第214-215页。
25 杨逵等：《關于若何創建台灣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會总陈述》，第67页。
26 《關于“野草”》，《野草》，1948年4月25日，第1期。
27 同上。
28 《无產阶层文学活動新的形式及咱们的使命》，《文化斗争》，1930年第1卷第1期，转引自陈瘦竹编：《左翼文艺活動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纂部，1980年，第61页。
29 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糊口论”固然早在1922年已受到列宁的集中批评，但在1920-30年月很长一段時候内仍對中國左翼文坛存在影响。
30 张亮：《阶层、文化與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汗青唯物主义思惟钻研》，江苏人民出书社，2008年，第124页。
31 陈秀卿：《台风與涨风》，《野草》，1948年8月1日，第7期。
32 石：《忘不了的事》，《野草》，1948年9月1日，第9期“征文特辑”。
33 《台冬风景线》，《野草》，1949年6月20日第2年第5期。關于那時报刊上风行的“台冬风情”栏目，可拜見曾健民：《1949：國共内战與台灣——台灣战後體系體例的發源》，台北：联經出书公司，2012年，第333-339页。
34 《野草》，1949年6月5日，第2年第4期。
35 同上。
36 裴宜理：《重访中國革命——以感情的模式》,《中國粹術》，2001年第4期。
37 茫昧：《规复》，《野草》，1948年10月25日，第1二、13期合刊。
38 《写在野草一周年》，《野草》，1949年3月25日，因笔迹模胡，期数不详，猜测應為第2年第1期。
40 《我要向青年说的》，《野草》，1949年8月5日，第2年第8期。
41 袁翰青：《與青年谈小事》，《野草》，1949年6月25日，第17期。
42 许金玉：《吊唁钱静芝教员》，《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第115-116页。
43 《野草》，1949年8月20日，第2年第9期。
44 刘建修：《我无怨无悔》，《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第62页。
45 刘少奇：《论共產党员的涵養》（3），《解放》，1939年第83-84期。
46 草子：《读“與青年谈小事”後》，《野草》，1949年6月25日，第17期。
47 1948年5-6月，中共华东局在香港召開“台灣事情干部集會”，批示台灣省工委加快成长党员，增强大众事情，以策應行将到来的國共决斗。计梅真也加入了這次集會。
48 《吊唁计梅真教员》，《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第78页。
49 同上，第79页。
50 李文選：《事情與人生》，《野草》，1949年1月1日，第16期。
51 刘少奇：《论共產党员的涵養》（3）。
52 《怎麼怀念劳動节》，《野草》，1949年5月5日，第2年第2期。
53 纯志：《写在规复三周年》，《野草》，1948年10月25日，第1二、13期合刊。
54 《台冬风景线》。
55 王文清：《深入吊唁计梅真教员》，《魂系台北：怀念台灣邮電工人活動前驱》，第33页。
56 志：《否决台灣由國际托管，否决台灣自力的诡计》，《野草》，1948年10月25日，第1二、13期合刊。
57 张瑞云：《年底随感》，《野草》，1949年1月1日，第16期。
58 拜見钱理群：《1948：六合玄黄》，山东教诲出书社，1998年。
59 曾健民：《讴歌拂晓》，《标的目的丛刊》，2014年第2期。
60 改编後的歌曲拜見《野草》，1949年3月25日“解决归班问题各地各级代表大會特刊”。
61 這出戏由乡土艺術团副团长郭琇琮编导，留日音乐家江文也作曲，李淑芬编舞。
62 林志洁在《回想〈阉鸡〉表演旧事》中提到，《白蛇传》的戏剧情势遭到了林抟秋、吕泉生在日据時代的演剧《阉鸡》的影响，見《林抟秋剧作選：阉鸡》，“中心大学”黑盒子演出艺術中間，2014年。
63 郭琇琮的夫人林志洁曾回想，郭琇琮是由于1948年加入“香港集會”時旁观了《白毛女》的表演深受冲動，遂萌生改编《白蛇传》的設法。拜見记载片《咱们為甚麼不讴歌》，關晓荣等导演，1995年。
64 纯志：《记乡土艺術团公演》，《野草》，1949年8月5日第2年第8期。
65 《省工委事情总结》，“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構造228-E，宗号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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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9-29 16: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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